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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代的货币介绍

发表时间: 2016-11-25 11:44 来源:三国故事

首先,从货币说起,货币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是否稳定的象征,如果一国的货币不再能够的履行它的职能,则经济即将失去控制。于是各国的货币政策也就成了我们摸索各国经济状况的有力途径,而我们知道在动乱的年代常常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二战期间德国国内和苏联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就将近十倍,而在内战中金圆券的疯狂贬值也是众所周知,三国时期的动荡局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在董卓和李郭治下的京师便有了:


于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三国志?董卓传》


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晋书?食货志》


这与当年一麻袋金圆券买草纸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五铢钱在东汉初年制作比较精良发行量也有所控制,而在末年之时,出现了桓帝的四出五铢,董卓的无文劣钱,居然还有在四川流通的刘焉五铢。


这些就相当于现在的几乎可以不计成本的假币。五铢钱在东汉中后期本来质量已经衰落,沦为了以强大政权作为靠山的信用货币,现在政权日薄西山,假币泛滥,整个市场的极恶性的通货膨胀无法避免。


三足鼎立初步成形后,各国均开始恢复性生产,当然也要各自着手稳定货币市场瘫痪已久的秩序。而三国又分别采取了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呢?



(黄初二年)三月,加辽东太守公孙恭为车骑将军。初复五铢钱。……冬十月,授杨彪光禄大夫。以谷贵,罢五铢钱。——《三国志?文帝纪》


曹丕恢复汉代五铢钱的努力只用了半年多便宣告失败,原因就是谷价猛涨,其实曹操时代便已经尝试过恢复五铢钱


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三国志?武帝纪》


至魏武为相,於是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 ——《晋书?食货志》


这个意思很简单,生产力由于屯田制的兴起得以恢复,而不铸造五铢钱已经很久了刚一恢复能够投入市场流通的钱并不多,供大于求,导致谷物在五铢钱的标价方式下价格不断下跌,最终放弃了五铢钱的使用。而在曹丕时代恢复使用五铢钱却因谷贵而放弃,关于谷贵的原因在史书上并没有记载,而我认为事实上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与其父刚好相反,是政府对铸造五铢钱热情高涨,流动性过剩造成通胀的结果。主要理由如下:首先在黄初二年即公元221年恰好是蜀汉的章武元年,孙刘之间打得最凶的时候,这段时间的曹魏比较稳定。利于各种生产包括锻造业的恢复,其次在史书上有对多处这件事的侧面描写


当黄初中,四方郡守恳田又加,以故国用不匮。——《晋书?食货志》


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


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增五铢钱,则国丰刑省,於事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晋书?食货志》


第一条记载说明那时谷物产出充裕,不可能有供不应求而涨价的情况发生,第二条则从侧面表现了在明帝曹睿之前的货币制度变革(即曹丕)仅仅是为了“丰国”也就是充实自己的腰包而已。


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没收公民财富的一部分。用这种办法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


这一点也可以从后来的发展得到一些印证,弃用五铢钱后曹魏进入了短暂的商品货币时代,商品货币本身既是货币又是商品,具有很高的自身价值,且作为货币和作为商品时价值相等。商品货币具有很强的保值能力,可以自发地退出或进入流通市场,从而抑制通胀。


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晋书?食货志》


而人们使用的商品货币则是谷帛。这两者都是农耕时代的生活必需品,我们知道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稳定对抑制通胀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防止恶性通胀的再次发生而做出的。因此可以肯定造成黄初二年谷价再次上涨的原因就是曹丕恢复五铢钱并且大量发行。曹丕的小聪明使得曹魏的货币制度真正稳定又等上了十年。


不可否认,钻政策的小空子的确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到了曹睿时代商品货币制度也被钻到了空子。


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晋书.食货志》


你不是说什么东西都用几斗谷子来计算吗?干的也是一斗,湿的也是一斗,我干嘛不用湿的谷子来买东西呢?


通货膨胀终究是个货币现象。——弗里德曼


通行的货币出了问题,卖主为了防止收进“次币”只能涨价,恶性通胀似乎又要再次重演。此时曹睿果断听从了司马芝的正确建议,再次恢复了五铢钱,这次的恢复,各方面的考虑都很齐备,一举稳定了中原地区的货币制度


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晋书.食货志》


蜀吴


相比于魏的较稳定货币制度而言,蜀吴两国可谓是混乱不堪。魏只是在几年之内实行了商品货币制度,在其余的20余年时间中推行了稳定的五铢钱并把良好的货币制度沿用到了晋的出现。并且一直没有采用五铢钱外的其他任何金属货币,难道是其他不行吗?显然是这样的。


蜀吴则不约而同地走向了魏国的反面,蜀国发明了直百五铢吴国更是有骇人听闻的“大泉当千”“大泉二千”等等。


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更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三国志.刘巴传》


刘备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南史?崔祖思传》


刘巴是个很好的幕僚,谈经济也很在行,这套政策把刘备高兴得连帐钩都拿下来铸钱了,要知道一个帐钩铸出来的大铜板能顶以前的100个啊。这套政策有两点没有异议,官市也就是公开市场操作,直百钱也就是做一个大铜板抵你一百个铜板。而“平诸物价”我则看到了平抑市场价格和统一全国物价两种解释,根据前后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和所要达到的目的来看,两种解释都能说得通。统一全国价格是增加流动性强有力的手段,所有的地方价格一样,资金便没有长途跋涉的动力,就能乖乖的在小范围内迅速周转。根据费雪方程式MV=PT,则价格可以迅速上升。反之我们来看第二种解释,直百钱已经直接造成了通胀的必然性,民众手中货币总量变多,这时再管制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都会人为地造成局部性的短缺,同时会把物价从别的口子逼上来。市场中的商品千千万万,货币的洪水岂是想堵就能堵得住的?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曾做过石油价格的管制,结果也相当惨痛。


已耗费的劳动量是财富生产的决定因素——马克思《资本论》


马克思指出货币不是财富,生产力才是财富,因此财富不会瞬间蒸发也不会瞬间创造,政府手里多了,民众手里肯定就少了,什么样的政权也不可能违反经济规律。某些文章上说蜀汉政权并没有记载物价飙升,这也只能是蜀汉不置史的旁证,却得出蜀汉经济平稳发展的结论这肯定是荒谬的。最多有着暂时平稳的假象。


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晋书.食货志》


嘉禾中始铸大钱,一当五百。——《三国志?朱据传》


由于吴国当时还未开始铸造大钱,因此这一亿显然是从荆州府库中拿出来的,同时也指出只有空名这一亿真正的购买力估计惨不忍睹,蜀汉政权通胀之严重可见一斑。而在接下来的数十年发展中,蜀汉又推出了太平百钱,传形五铢等货币。


传形五铢不必为刘备所铸,当系直百钱行久多弊,故蜀铸此以救民困耳。——陶元珍《三国食货志》


虽然意在纠正当时的错误,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物价仍是在高位运行,通胀没有再恶化下去而已。


孙权似乎是受到了蜀汉的“鼓舞”晚年也开始了“大钱竞赛”嘉禾年间开始铸大钱五百赤乌年间铸大泉当千,大泉两千。但是铸币的动机却值得怀疑,刘备刚刚平定益州,由于府库空虚而铸大钱敛财,目的十分明确。而孙权在江东根深蒂固,为何要突然宣布铸大钱呢?一种说法是经济比较繁荣便于流通,而另一种则是战事频繁,财政紧缺,而翻看


史书可以发现,在嘉禾五年铸造大钱以前,与魏国交战也很频繁,行大泉五百前后没有多大差别。


吕懿疑据实取者,盖当时有当五百及实钱之别。——《全三国志平议》


而当时的官府自己也认为一个大泉五百和真正的五百个铜板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因此可以初步判断大泉五百只是一个符号,便于在流通领域进行流通而已,并无强烈的充实国库的意思,就像茅于轼教授所说的那样,单纯的增加货币面值不会造成通胀,通胀是由于超发货币而引起的。发明了大泉五百就把每年发行的铜板数变为原来的五百分之一的话,不会引发通胀,然而孙权好像不明白这一点,又进而发行了大泉当千,二千甚至五千。从而导致了吴国经济的大规模衰退。


今闻民意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输藏,计畀其直,勿有所枉也。——《三国志.吴主传》


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之所以会存在突出的的问题,是因为武断而又不公平的财富和收入的分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终于在赤乌九年,孙权停止了这种愚蠢的行为,他自己说,人民感到不便。而事实可能并不是如他所说。在嘉禾五年到赤乌九年这10年间,正是东吴内部反叛的高发时段,这与当局的愚蠢政策不能说毫无关系。


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晋书?食货志》


虽然孙权晚年停止了铸造大钱并对民间存有的大钱予以兑换。但是通货膨胀的车轮已经被带动,直至东晋时,东吴的货币仍然被认为是实际价值比票面价值低得多的劣币。三国时代,最不懂经济的君主大概就要数孙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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